广州是—个惹人争议的城市。
争议并非洪水猛兽，往往有提神醒脑之效，它给城市带来观念上的撞击，带来活力和动力。北京、上海也惹人争议，有人看不惯北京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有人看不惯上海大模大样地把别人锅里的饭都舀到自己碗里，且不管这些看法有无道理，但显然都是出于对北京、上海艳羡的心理，不像对广州的争议，到现在还在争它有没有文化，吃东西的习俗是不是很野蛮，广州人说的是不是“鸟语”，是不是排外等等，翻来覆去，还是两千年前汉武帝时代的话题。
其实，广州从来不是一个排外的城市，从南越国到现在，它一直是个包容度极高的城市，在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能与之相比。历，广州一直为北方逃避战乱的百姓、流放戍边的罪犯、失宠被贬的官员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从广府、潮州、客家三大族群的族谱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些“太丘世泽、颍水家声”之类的渊源。
仿佛那些浪迹天涯的人，一踏上广州这片神奇土地，也忽然萌生起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念头，而不想再流浪了。任嚣、赵佗都是从北方来了就不想走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中，有10家祖籍福建，他们的祖上在来广州之前，也不过是碌碌庸流，但一到广州，便如飞龙在天，鱼跃大海，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试问有谁听过伍秉鉴、潘振承、吴天垣、谢有仁，或任何—个十三行富商抱怨广州人排外的?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又为无数怀着美好梦想南下创业与谋生的人，提供了天高任鸟飞的平台。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说，北京、上海、广州的外来人口，分别为282万、319万、318万，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0.0%、19.4%和30.0%。广州外来人口的比例，说广州排外，它排谁了?
按一般逻辑来说，—个严重排外的地方，应该没什么外来人口，即使有也难以进入主流社会，但看看今日的广州，在主流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外地人还少吗?奇怪的是，愈是城门大开、五方杂处的城市，愈容易招来排外的非议;外来人口愈少的地方，反而愈没人骂它排外。搬个小板凳往家门口一坐，三街六巷全是俺乡里乡亲的，啥子叫排外哟!没听说过!
其实，广州人并不排斥外地人，川菜、湘菜、鲁菜、粤菜、泰国菜、葡国菜，在这个城市都能各随所好，一荣俱荣，有钱齐齐揾;客家人、潮汕人、广府人、北方人要和睦相处，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就行了。南越王赵佗是河北人，但他尊重岭南本土文化，推行“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的政策，广东人便尊他为岭南的人文始祖。这叫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国衣冠，文化使者，别人都是蛮貊鸟语。广州公交用粤语报站，你就说是歧视外地人;广州媒体把贝克汉姆译成碧咸，你又说这是对北方文化缺乏包容。样样都看不顺眼，到底是广州人排外呢?还是某些不了解广州的人在“排穗”、“排粤”呢?须知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大家都有保持自己方言和生活习俗的权利。如果一味以蛮横的方式扰乱别人的生活，硬是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谁不接受谁就是排外，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恩怨分明的广州人
以往人们在谈论十三行时，往往只说它如何崛起，如何昌盛，却很少谈论它是怎么消失的，或者只是含糊地用一句“毁于鸦片战争的炮火”轻轻带过。其实十三行是广州人自己放火烧掉的。
广州人有一种恩怨分明、宁折不弯的性格。在全国城市中，广州与海外通商时间最长，如果广州人排外，就不会有十三行了，就不会成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我们看看近代史，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鸦片战争前，广州对来做正常贸易的外商，不管他是欧洲人、波斯人，还是南洋人，大门都是敞开的，所以才会出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盛况。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也承认，由于在广州做生意很便利和广州人“众所周知的诚实”，让外商“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
但鸦片战争后，广州人突然收起了友好的姿态，来了个180度大转变，站到了抵抗外国侵略的最前沿，不仅一把火烧了十三行，而且还发起了长达20年的反洋人入城斗争，万众一心，牢不可破，决不让洋人再踏进广州一步。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难道这些反入城的广州人，不是当初在珠江岸边热情招待洋商的广州人了吗?
城还是那座城，人也还是那些人，变了的是洋人，不是广州人。这时的洋人，已非当初坐着哥德堡号来做买卖的茶叶商、瓷器商、丝绸商了，他们带来了鸦片，带来了掠夺和欺凌，带来了战争。这一切侵略恶行，已为天下人所共知，这里亦无须再一一赘述了。因此，不是广州人不想赚钱了，不是他们灵活的生意头脑突然不灵了，也不是他们忽然盲目排外了，而是广州人就是这么“硬颈”(犟)，宁愿一拍两散，不做生意了，也不让你*计得逞。洋人百般无奈，只好纷纷改到上海做生意，上海才有机会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埠。
广州人的举止看上去好像很蠢，竟然自砸饭碗，把这么好的贸易基础毁了，把这么大一座金矿拱手让给上海。但是，如果他们为了继续做生意，就忍气吞声让洋人进城，就不叫广州人了。他们守护家园、捍卫民族、国家、文化命脉的决心，就是如此坚强，如此不惜代价。有些当代学者，批评当年广州的反入城斗争是盲目排外。依我所见，决不是一句“盲目”可以概括得了的。它是当时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广州人性格碰在一起，所发生的必然反应，不能仅以今天的纯法理观点去评判功过。否则，连废除不平等条约，恐怕也会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成为“盲目排外”的证据了。
今天，广州人既没有、也不会盲目排斥外地人，最近有人提议限制“低素质人群”进广州，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人人群起而攻之。其实，大量贫穷人口涌来广州，最该受到舆论谴责的是输出大量贫穷人口的地区政府，他们不好好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却把责任转嫁给别人，但现在没有谁去批评他们，反而纷纷责备广州为什么不能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须知一个城市的容量是有限度的，资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载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与道德无关，与良心无关。广州治安恶化，恰恰证明它已经出现超载问题了，资源的短缺，最后必然会引起暴力争夺。
凡是来正当创业、打工的，广州无条件欢迎。广州人所痛恨的是那些来打家劫舍、偷讹拐骗、作*犯科，破坏他们正常生活秩序、破坏他们家园的害群之马。你和老百姓空谈什么社会学的公平理论没有用，他们所见所闻，在广州犯案的不法分子，八成是外来人员，这是一个铁板钉钉、无法否认的事实。再好客的人，也不可能要求他欢迎强盗吧?
人们习惯于一说外来人员就是“弱势群体”，但如果没有制度的保护，广州人也强势不到哪去。几年前，有几个广州人敢在火车站流连?每当我看见那些被飞车抢夺后，坐在马路边无助痛哭的广州市民时，我就会想：这些就是所谓的“强势群体”了吗?
说到底，“排外”问题的根子，并不在普通广州人那儿，而在于制度。一个城市能否让人安居乐业，有没有一个和谐的环境，归根结底是一个制度问题。有了完善的城市管理制度，人们自然可以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各得其所。与其一味责备广州人排外，不如多想想怎么改善我们的管理制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