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起：被誉为中国首例信息侵权案的中国经济信息社诉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侵犯信息著作权纠纷案，已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判定被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对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的新华社信息构成著作权侵权。法院认定，新华社国内外记者所采写、编辑和分析加工整理的信息属于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原告系新华社所属的经济信息事业经营单位，被新华社授权经营其国内外记者采编的经济信息。被告内部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能部门“科技成果推广中心”在其信息服务网站页面上提供的部分经贸信息(数据)系新华社版权所有的信息，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被告对原告所述事实供认不讳，但表示，其所属信息服务网站上提供的新华社信息，是从北京鸿讯信息咨询公司购得，在其采购协议书中，鸿讯公司称拥有其所提供信息的版权，鸿讯公司转买新华社信息与被告无关，因此原告应当起诉鸿讯公司，其不应任何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一审法院作出此判决应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原告为合法权利人，二是受让人在购买该知识产权是没有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不过令我们深思的是，如何确定受让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如何认定受让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在没有查清相关基本事实之前，一审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将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纠纷，相关当事人将被迫陷于讼累。
首先，没有出让人鸿讯公司参与到本案审理中来，法院无法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明原告是该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证据，作为本案被告的受让人自己是无法提供证据来反驳的。既然受让人无法应诉，所以干脆不应诉。即使受让人应诉，其还得请出让人协助提供证据，但是出让人凭什么要帮助受让人打官司呢?
其次，法院判定受让人败诉后，如果受让人的确是受了冤枉，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受让人将被迫以这份生效的法律判决书和从原告获取的证据作为其证据，以采购协议书为依据起诉出让人。由此，将导致第二个诉讼产生。不仅如此，该案件受理法院将不得不面对前一份法院判决书作出法律评判。如出让人举证证明其的确是合法的权利人，受让人前一诉讼败诉的原因在于其举证不力，在这种情况下，受让人不得不再次面临败诉。
第三.如受让人在第二个案件中败诉，说明前一份判决是错误的，或者讲有新的证据证明前一份判决是错误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受让人是否还需要利用从出让人处获取的新证据，通过司法途径(审判监督程序或者其他)来纠正前一份司法判决呢?
显然，出现这样滑稽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应对不力，本质原因是我国缺乏相关法律制度和相关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贸易的发展，相关纠纷出现的机率大大增加，如不从法律层面上解决问题，会增加从事网络交易的成本和风险，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加强和健全知识产权交易的相关立法，以减少交易的成本和保证交易的安全。而在实体法或在程序法上确立权利瑕疵担保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不仅上述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交易的合同如著作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等技术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均可能面临相同的法律地位。即某一受让人因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取得了某项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受让人却遭遇到其他权利人的侵权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受让人应如何应对，法律又如何确定案件相关方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
一.在法律上设立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没有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确立权利瑕疵担保制度，使得相关案件在诉讼时无法可依，特别是知识产权的受让人将被迫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以本案为例，原告以该项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身份起诉该被告(从出让人处受让该知识产权)侵权，受让人以其与出让人之间的采购协议作为抗辩。如果说，原告的起诉是依法有据的，那么从道理上讲被告的抗辩理由也是合理的。由于被告的抗辩不直接针对原告的证据，根据合同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不得对抗合同以外的人这一合同法基本原则。法院有权判定被告败诉，并承担侵权的民事法律责任。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只得依据采购协议再去起诉出让人，这时候，出让人可能会拿出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其是合法的权利人，受让人可能再次败诉。面临这样的法律地位，受让人怎么办?是咽下该苦果，还是把诉讼进行到底?
一审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受让人在受让某项知识产权时进行审查的责任。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其他商家在准备购买某项知识产权时，不得不把工作作在前头。受让方必须要求出让方提供其为合法权利人的证明文件，还得进行相关调查，以查明真正的权利人。不仅如此，从某种层面上讲，受让人即便是尽了合理审查的义务，还是无法辩明真正的权利人，只要受让人受让的知识产权侵犯了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就推定受让人没有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这样的法律规定实际是缺乏操作性，而且可能增加社会矛盾的产生。相关交易的成本因此将大大增加，这显然对整个市场的发展不利。
同时国际上关于涉外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公约均规定了所有权担保制度、瑕疵担保制度，因此，我国当事人应培养瑕疵担保制度的意识，并形成相关案件的诉讼模式，这有助于避免讼累，促进市场交易健康发展。
二.在现时法律制度下，知识产权的受让人应在合同中确立瑕疵担保条款。
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上述尴尬境地，知识产权的受让人应当学会利用合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面临相关诉讼时应积极合理使用法律武器。当事人在合同之中确立权利瑕疵担保条款，通过合同条款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在与出让方签订的合同中制订权利瑕疵担保条款，该条款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1)出让方承诺，一旦受让方遭遇其他权利人的侵权诉讼，出让方应当有义务，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2)如果法院最终不同意追加第三人，受让人应当要求其出让人以其名义参加诉讼;(3)一旦法院判决受让方侵权，出让方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应承担对受让方的违约责任。其次，一旦碰到侵权诉讼，受让人应当积极应诉，并尽可能要求法院追加出让人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如果法院最终不同意追加，受让人应当要求其出让人以其名义参加诉讼。对法院而言，如果碰到类似案件，法院应当主动追加知识产权的出让方作为案件的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一旦事实清楚，法院可直接判决由出让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
三.确立知识产权瑕疵担保制度的可行性。
我国有关知识产权合同的法律如合同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均未确立瑕疵担保制度。相反，一些涉外合同均规定了所有权担保制度或瑕疵担保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该公约中就有关于涉外买卖合同中瑕疵担保的法律规定。该公约第42条规定，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根据工业产权或者其他知识产权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此项权利或要求。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当事人参与涉外贸易数量的大量增加，不可避免出现了无权人处分相关权利的想象。在有形动产的转让活动中，我国的相关法律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新的物权法草案扩大了善意取得标的物的范围，放宽了善意取得的限制条件。这些最新法的立法思想的反映了社会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对法律的需求，通过预先设置是非判断的标准和解决纠纷的法律程序，以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针对知识产权交易的日益频繁，笔者建议相关法律应明文规定权利瑕疵担保制度。在相关法律出台之前，法院可采取民事诉讼程序上的创造性设计，以尽快查清案件相关事实，避免诉累，同时可保证法院审判工作的严肃性。
笔者认为，一审法院作出此判决应基于两个理由：一是原告为合法权利人，二是受让人在购买该知识产权是没有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不过令我们深思的是，如何确定受让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如何认定受让人是否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在没有查清相关基本事实之前，一审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将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纠纷，相关当事人将被迫陷于讼累。
首先，没有出让人鸿讯公司参与到本案审理中来，法院无法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明原告是该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证据，作为本案被告的受让人自己是无法提供证据来反驳的。既然受让人无法应诉，所以干脆不应诉。即使受让人应诉，其还得请出让人协助提供证据，但是出让人凭什么要帮助受让人打官司呢?
其次，法院判定受让人败诉后，如果受让人的确是受了冤枉，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受让人将被迫以这份生效的法律判决书和从原告获取的证据作为其证据，以采购协议书为依据起诉出让人。由此，将导致第二个诉讼产生。不仅如此，该案件受理法院将不得不面对前一份法院判决书作出法律评判。如出让人举证证明其的确是合法的权利人，受让人前一诉讼败诉的原因在于其举证不力，在这种情况下，受让人不得不再次面临败诉。
第三.如受让人在第二个案件中败诉，说明前一份判决是错误的，或者讲有新的证据证明前一份判决是错误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受让人是否还需要利用从出让人处获取的新证据，通过司法途径(审判监督程序或者其他)来纠正前一份司法判决呢?
显然，出现这样滑稽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应对不力，本质原因是我国缺乏相关法律制度和相关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贸易的发展，相关纠纷出现的机率大大增加，如不从法律层面上解决问题，会增加从事网络交易的成本和风险，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加强和健全知识产权交易的相关立法，以减少交易的成本和保证交易的安全。而在实体法或在程序法上确立权利瑕疵担保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不仅上述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交易的合同如著作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等技术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均可能面临相同的法律地位。即某一受让人因知识产权许可合同取得了某项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受让人却遭遇到其他权利人的侵权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受让人应如何应对，法律又如何确定案件相关方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
一.在法律上设立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没有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确立权利瑕疵担保制度，使得相关案件在诉讼时无法可依，特别是知识产权的受让人将被迫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以本案为例，原告以该项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身份起诉该被告(从出让人处受让该知识产权)侵权，受让人以其与出让人之间的采购协议作为抗辩。如果说，原告的起诉是依法有据的，那么从道理上讲被告的抗辩理由也是合理的。由于被告的抗辩不直接针对原告的证据，根据合同只能约束合同当事人，不得对抗合同以外的人这一合同法基本原则。法院有权判定被告败诉，并承担侵权的民事法律责任。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只得依据采购协议再去起诉出让人，这时候，出让人可能会拿出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其是合法的权利人，受让人可能再次败诉。面临这样的法律地位，受让人怎么办?是咽下该苦果，还是把诉讼进行到底?
一审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受让人在受让某项知识产权时进行审查的责任。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其他商家在准备购买某项知识产权时，不得不把工作作在前头。受让方必须要求出让方提供其为合法权利人的证明文件，还得进行相关调查，以查明真正的权利人。不仅如此，从某种层面上讲，受让人即便是尽了合理审查的义务，还是无法辩明真正的权利人，只要受让人受让的知识产权侵犯了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就推定受让人没有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这样的法律规定实际是缺乏操作性，而且可能增加社会矛盾的产生。相关交易的成本因此将大大增加，这显然对整个市场的发展不利。
同时国际上关于涉外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公约均规定了所有权担保制度、瑕疵担保制度，因此，我国当事人应培养瑕疵担保制度的意识，并形成相关案件的诉讼模式，这有助于避免讼累，促进市场交易健康发展。
二.在现时法律制度下，知识产权的受让人应在合同中确立瑕疵担保条款。
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上述尴尬境地，知识产权的受让人应当学会利用合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在面临相关诉讼时应积极合理使用法律武器。当事人在合同之中确立权利瑕疵担保条款，通过合同条款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在与出让方签订的合同中制订权利瑕疵担保条款，该条款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1)出让方承诺，一旦受让方遭遇其他权利人的侵权诉讼，出让方应当有义务，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2)如果法院最终不同意追加第三人，受让人应当要求其出让人以其名义参加诉讼;(3)一旦法院判决受让方侵权，出让方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应承担对受让方的违约责任。其次，一旦碰到侵权诉讼，受让人应当积极应诉，并尽可能要求法院追加出让人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如果法院最终不同意追加，受让人应当要求其出让人以其名义参加诉讼。对法院而言，如果碰到类似案件，法院应当主动追加知识产权的出让方作为案件的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事实。一旦事实清楚，法院可直接判决由出让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
三.确立知识产权瑕疵担保制度的可行性。
我国有关知识产权合同的法律如合同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均未确立瑕疵担保制度。相反，一些涉外合同均规定了所有权担保制度或瑕疵担保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该公约中就有关于涉外买卖合同中瑕疵担保的法律规定。该公约第42条规定，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根据工业产权或者其他知识产权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此项权利或要求。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当事人参与涉外贸易数量的大量增加，不可避免出现了无权人处分相关权利的想象。在有形动产的转让活动中，我国的相关法律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新的物权法草案扩大了善意取得标的物的范围，放宽了善意取得的限制条件。这些最新法的立法思想的反映了社会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对法律的需求，通过预先设置是非判断的标准和解决纠纷的法律程序，以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针对知识产权交易的日益频繁，笔者建议相关法律应明文规定权利瑕疵担保制度。在相关法律出台之前，法院可采取民事诉讼程序上的创造性设计，以尽快查清案件相关事实，避免诉累，同时可保证法院审判工作的严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