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通过长期的奋斗，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起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现了一些成功人士。但这些成功人士除了机遇，还付出很多，正如美国侦探专家李倡钰博士所说“这些成功人士付出的要比常人多得多”。实际上，现在多少还存在着种族歧视，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海外华人的地位不高。举例来说，今年1月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一名安大略省候选人在他的网页上，发放一张攻击华裔对手邹至蕙女士的宣传画，画面将邹至蕙的照片与一幅狗的相片并列，标题写着“他们是同一家族”，虽然在舆论的压力下，这名候选人宣告退选了，却说明了白人的种族歧视心态。事实上，华人及其它有色人种经常碰到求职、酬劳和晋升等不公平对待，就说明了种族歧视的存在和我们的地位不高。
两千多年来，儒家伦理根植于华人的头脑之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家族延伸到宗族，由宗族扩伸到民族,再展开形成国家的概念。因此，华人首先面对的就是家族问题，家族观念比较重，为家族利益而不顾其它影响，形成了“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以唐人街的脏乱问题为例，认为这与己无关，无人问津。实际上，唐人街是了解华人的一个窗口，脏乱问题能给我们留下不良的印象，同时也能够勾起60年前我们华人被讥为“东亚病夫”的联想，对提高我们的地位有负面作用，若唐人街的脏乱问题得到处理，将更加吸引其它客人的到访，对唐人街的经济和商业发展是有利的。
“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意识，与很多华人不关心政治也有联系。很多人认为政治与家族利益的关系太遥远了，没有必要去关心政治，因此，在民主选举的政治大事件中，我们的投票率低，例如，在今年元月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中，我们的投票率大约是20%，这还是历年高的，但这个投票率远比其它族裔低。亚里士多德指出“政治是与人们的美好生活密切相联系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无疑具有正面作用。如果我们关心政治，积极参加选举，增加我们在民主选举中的投票率，候选人竞选时就会为了华人的选票重视我们，我们说话的分量就变重了。因此，关心政治、积极参选，这无疑是我们改善形象和提高地位的有效途径之一。
我们华人由强烈的家族观念而引申出了其它一些奇特的现象，例如，与家族名利相联系的“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等，希望通过培养孩子来提高家族的形象和地位。我们重视后代读书，希望后代成功，这与世界各个种族一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后代不顾一切地赚钱，极其吝惜地花钱，赚钱和花钱的形象实在不雅，因此，“视钱如命”的华人也不在少数，受到当地社会的讥讽，这也能够影响我们华人的形象。实际上，光靠钱来培养孩子，成为“真龙真虎”的实例尚不多见；良好的赚钱和花钱的形象，注重自己，自己做出表率，这样来培养孩子，成功的例子却不少，这同时也能够改善我们的形象，多多少少对提高我们的地位也有正面作用。
我们华人由强烈的家族观念也形成了一些不好的意识，例如，为了家族持续下去，“重男轻女”。去年多伦多出现了一华人抛弃女婴的事件，还有不生男孩不罢休而没有不生女孩不罢休的念头等，这些对我们海外华人的形象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能够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早就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男女平等”在海外是非常普遍的；从生物学角度看，男女都能遗传“家族”基因，都是传种接代的后人，使家族持续下去。实际上，中华大地在古代和现代，“重男轻女”并没有产生值得骄傲的结果，很多情况是人们不知道自己前三代的祖宗是什么。现在还有“重男轻女”的意识就不应该了，也不合理了，因此，我们华人要用“男女平等”来代替 “重男轻女”的观念，既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海外华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断努力，其中的一部分女性华人试图与白人通婚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华裔社会学家贝蒂·宋访谈了纽约地区50个华人异族通婚案例，认为被美国文化同化的华人女性，更希望通过与白人的通婚来提高地位。贝蒂·宋还指出，华人女性对美国白人男性存在种种“原型偏见”，例如，以为白人男性都很“富”、很“酷”、很浪漫的（近期香港《紫荆》杂志）。笔者分析华女试图与白人通婚不成功和成功的情况，认为这两种情况对改善我们华人的形象和地位反而产生一些负面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说，一英国教师在上海的大学教英语，玩弄了想与他通婚的多个女学生，并在他个人的博客上指出，男性白人教师玩弄中国女学生是普遍性的，还嘲笑中国男人是多么的无能和迟钝。短期培训的同学说，一个同厂打工的阿拉伯人，黎巴嫩难民，通过互联网等方式联系，玩弄了一百多女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亚洲人，亚洲人中绝大部分是华人女性，有的是结婚的，老公不在多伦多，有的是没有结婚的，并用藐视神态说话，本同学“感到没有尊严而非常气愤”，并感叹“我们男的是来做奴隶的，女的是被别人娱乐的”。本人有与白人管工抱怨报酬少，该管工居然说，与他同居过的华人女友中，有二个会说中国话，他称为Chinese Canadian（会说中国话的加拿大人）, 有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称为Canadian Chinese（只会说加国语言的中国人），都是便宜的，有时还自己花钱为他做饭, 我的劳酬也该象她们一样是便宜的，并要我该满足了，我只能发出无言的愤怒。很多实例证明，试图通婚不成功的情况对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起了负面作用。
通过工作、学习等特殊环境，真实地了解男性白人，已建立能通婚的感情，这种通婚是合理的。但还没有实例证明，这对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具有正面作用。实际上，白人的男女比例基本上是保持平衡的，甚至女性数量微弱多一些，例如，加拿大的女性白人就多于男性白人，与华女通婚的男性白人大部分是低层次的，或者是找不到女性白人的，社会上存在不少的年轻华女与白人老头通婚的事实就是证明，这种通婚除了降低自己的身份外，还反讽了男性华人的无能。由于华人的生理特点、文化背景和习惯不同，通婚之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有的导致离婚等争吵不休的官司，这些事例对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无疑具有负面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华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和地位，需要改变一些陈旧的观念和处世方法，其中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关心政治，在民主选举时积极参选，提高投票率，增强我们华人的影响力。我们的投票率低，执政者就认为华人不关心政治，对自己能否当选没有用处，就会漠视或蔑视我们，在政府中不为我们发声，或者发出的声音也是微弱的，这自然对我们的形象和社会地位产生负面作用。因此，当民主选举到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华人都应该参加选举，积极投票，提高投票率，如果有时间和兴趣，还可以为满意的候选人当义工，为他的竞选拉票，为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贡献自己的力量。
举一个本人关心政治、积极参选的例子：现在又到加拿大市选的时候，本人看了多伦多20选区候选人段若康（Joseph Tuan）的竞选纲领，认为其中“重新评估和冻结财产税”非常合理。作为打工一族，负担重的是房租。房子越旧，被市房产部门评估得越值钱，与房子的真实价值不符，使房产税很高，租金跟着变高，影响我们的生活。这说明原来评估房价的方法不合理，由房价计算的财产税也不合理，需要重新评估。高财产税还使工厂和商店的租金增高，影响人们开办工厂和商店的积极性，对本地经济和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重新评估财产税，或是冻结不增加，就显得更有必要了。这样，本人决定支持段若康，作他的义工，为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两千多年来，儒家伦理根植于华人的头脑之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家族延伸到宗族，由宗族扩伸到民族,再展开形成国家的概念。因此，华人首先面对的就是家族问题，家族观念比较重，为家族利益而不顾其它影响，形成了“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以唐人街的脏乱问题为例，认为这与己无关，无人问津。实际上，唐人街是了解华人的一个窗口，脏乱问题能给我们留下不良的印象，同时也能够勾起60年前我们华人被讥为“东亚病夫”的联想，对提高我们的地位有负面作用，若唐人街的脏乱问题得到处理，将更加吸引其它客人的到访，对唐人街的经济和商业发展是有利的。
“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意识，与很多华人不关心政治也有联系。很多人认为政治与家族利益的关系太遥远了，没有必要去关心政治，因此，在民主选举的政治大事件中，我们的投票率低，例如，在今年元月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中，我们的投票率大约是20%，这还是历年高的，但这个投票率远比其它族裔低。亚里士多德指出“政治是与人们的美好生活密切相联系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无疑具有正面作用。如果我们关心政治，积极参加选举，增加我们在民主选举中的投票率，候选人竞选时就会为了华人的选票重视我们，我们说话的分量就变重了。因此，关心政治、积极参选，这无疑是我们改善形象和提高地位的有效途径之一。
我们华人由强烈的家族观念而引申出了其它一些奇特的现象，例如，与家族名利相联系的“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等，希望通过培养孩子来提高家族的形象和地位。我们重视后代读书，希望后代成功，这与世界各个种族一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后代不顾一切地赚钱，极其吝惜地花钱，赚钱和花钱的形象实在不雅，因此，“视钱如命”的华人也不在少数，受到当地社会的讥讽，这也能够影响我们华人的形象。实际上，光靠钱来培养孩子，成为“真龙真虎”的实例尚不多见；良好的赚钱和花钱的形象，注重自己，自己做出表率，这样来培养孩子，成功的例子却不少，这同时也能够改善我们的形象，多多少少对提高我们的地位也有正面作用。
我们华人由强烈的家族观念也形成了一些不好的意识，例如，为了家族持续下去，“重男轻女”。去年多伦多出现了一华人抛弃女婴的事件，还有不生男孩不罢休而没有不生女孩不罢休的念头等，这些对我们海外华人的形象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能够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早就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男女平等”在海外是非常普遍的；从生物学角度看，男女都能遗传“家族”基因，都是传种接代的后人，使家族持续下去。实际上，中华大地在古代和现代，“重男轻女”并没有产生值得骄傲的结果，很多情况是人们不知道自己前三代的祖宗是什么。现在还有“重男轻女”的意识就不应该了，也不合理了，因此，我们华人要用“男女平等”来代替 “重男轻女”的观念，既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海外华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断努力，其中的一部分女性华人试图与白人通婚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华裔社会学家贝蒂·宋访谈了纽约地区50个华人异族通婚案例，认为被美国文化同化的华人女性，更希望通过与白人的通婚来提高地位。贝蒂·宋还指出，华人女性对美国白人男性存在种种“原型偏见”，例如，以为白人男性都很“富”、很“酷”、很浪漫的（近期香港《紫荆》杂志）。笔者分析华女试图与白人通婚不成功和成功的情况，认为这两种情况对改善我们华人的形象和地位反而产生一些负面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说，一英国教师在上海的大学教英语，玩弄了想与他通婚的多个女学生，并在他个人的博客上指出，男性白人教师玩弄中国女学生是普遍性的，还嘲笑中国男人是多么的无能和迟钝。短期培训的同学说，一个同厂打工的阿拉伯人，黎巴嫩难民，通过互联网等方式联系，玩弄了一百多女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亚洲人，亚洲人中绝大部分是华人女性，有的是结婚的，老公不在多伦多，有的是没有结婚的，并用藐视神态说话，本同学“感到没有尊严而非常气愤”，并感叹“我们男的是来做奴隶的，女的是被别人娱乐的”。本人有与白人管工抱怨报酬少，该管工居然说，与他同居过的华人女友中，有二个会说中国话，他称为Chinese Canadian（会说中国话的加拿大人）, 有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称为Canadian Chinese（只会说加国语言的中国人），都是便宜的，有时还自己花钱为他做饭, 我的劳酬也该象她们一样是便宜的，并要我该满足了，我只能发出无言的愤怒。很多实例证明，试图通婚不成功的情况对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起了负面作用。
通过工作、学习等特殊环境，真实地了解男性白人，已建立能通婚的感情，这种通婚是合理的。但还没有实例证明，这对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具有正面作用。实际上，白人的男女比例基本上是保持平衡的，甚至女性数量微弱多一些，例如，加拿大的女性白人就多于男性白人，与华女通婚的男性白人大部分是低层次的，或者是找不到女性白人的，社会上存在不少的年轻华女与白人老头通婚的事实就是证明，这种通婚除了降低自己的身份外，还反讽了男性华人的无能。由于华人的生理特点、文化背景和习惯不同，通婚之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有的导致离婚等争吵不休的官司，这些事例对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无疑具有负面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华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和地位，需要改变一些陈旧的观念和处世方法，其中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关心政治，在民主选举时积极参选，提高投票率，增强我们华人的影响力。我们的投票率低，执政者就认为华人不关心政治，对自己能否当选没有用处，就会漠视或蔑视我们，在政府中不为我们发声，或者发出的声音也是微弱的，这自然对我们的形象和社会地位产生负面作用。因此，当民主选举到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华人都应该参加选举，积极投票，提高投票率，如果有时间和兴趣，还可以为满意的候选人当义工，为他的竞选拉票，为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贡献自己的力量。
举一个本人关心政治、积极参选的例子：现在又到加拿大市选的时候，本人看了多伦多20选区候选人段若康（Joseph Tuan）的竞选纲领，认为其中“重新评估和冻结财产税”非常合理。作为打工一族，负担重的是房租。房子越旧，被市房产部门评估得越值钱，与房子的真实价值不符，使房产税很高，租金跟着变高，影响我们的生活。这说明原来评估房价的方法不合理，由房价计算的财产税也不合理，需要重新评估。高财产税还使工厂和商店的租金增高，影响人们开办工厂和商店的积极性，对本地经济和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重新评估财产税，或是冻结不增加，就显得更有必要了。这样，本人决定支持段若康，作他的义工，为改善我们的形象和地位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